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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译注》 作家：郝建杰

绪论

中国事一个史学发达的国度。在中国古典文件的经、史、子、集四个门类中，史占其一，如果按照清代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文史通义·易上》）的说法，那么史的领地就愈加普遍。中国的史学系统在传统分类上紧密而复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载录了十五类：正史、纪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列传、史钞、载记、时令、地舆、职官、政书、目次、史评。内容上还有第十六类，即谱牒，因为自唐以后成为绝学，是以《四库全书》将其删除了。仅就以上品类，即可谓五花八门、洋洋大不雅，在全全国传统的史学领域无与伦比。其中的纪年史一类，祖肇于鲁《春秋》。这一类图书按照历史事实发生的年份来编写，而年份也一依君主、诸侯的主政年份为准。这种体例在历代都有著作，《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即是其中地位隆起且影响很大的一部。

《通鉴》是北宋政事家、史学家司马光携带编撰的一部大型纪年通史。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涑水乡东谈主。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司马光受诏撰《通鉴》，至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书成，历时十九年多余。据李裕民验证，在撰著单干中，战国、秦汉部分由司马光肃肃，两汉部分由刘

该文牍叙本事长且体制广宽。在历史记叙上，它上起于战国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下终于五代周世宗显德六年（959），书写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这部分计有二百九十四卷。其中《周纪》五卷，《秦纪》三卷，《汉纪》六十卷，《魏纪》十卷，《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都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唐纪》八十一卷，《后梁纪》六卷，《后唐纪》八卷，《后晋纪》六卷，《后汉纪》四卷，《后周纪》五卷。为了检索便捷，又以本事为经，以国度为纬，编《资治通鉴目次》三十卷；又参考群书，评其同异，编《资治通鉴考异》三十卷，共计三百五十四卷。这么的体制鸿沟足以称得上皇皇巨著，何况各个部分的功能合营安妥，给读者以很大的便捷，足见著者精心之良苦与功底之深厚。

《通鉴》的史料开端复杂。高似孙《纬略》载其《与宋敏求书》在谈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时说：“光作《通鉴》，一事用三四出处纂成，用杂史诸书，凡二百二十二家。”鸾李焘《巽岩集》也说：“张新甫见洛阳有《资治通鉴》草稿盈两屋。”（马端临《文件通考》引述其父马廷鸾语）而据李裕民研究，该著采正史二十五种，纪年三十一种，谱录十一种，别史五十六种，杂史七十三种，列传四十二种，奏议三十五种，地舆十三种，演义十六种，诸子十二种。魏晋南北朝部分尤其是唐、五代部分参引正史以外的书最多。不外，其所据史料中最主要的照旧正史。该著关于正史中的原始史料，险些全盘照搬，但不得已时也会作念出适合修改。由于司马光删繁就简的初志，《通鉴》对原始史料进行巨额删减大势所趋。正因为如斯，读者在把《通鉴》算作史料援用时最佳找原文来查对一下，或参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以此笃定史料的可靠性。在纪事年代上若有疑虑，可参看吴玉贵《〈资治通鉴〉疑年录》。

《通鉴》的史学成等于巨大的。明代胡应麟以为：“自司马之为《通鉴》也，汉、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鉴》之止司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间有续者数家，而弗能详也。”（《少室山房笔丛·图书占毕》）其孝顺之一是戮力归附先秦史官客不雅记叙史事的传统，解脱了《春秋》中“春秋笔法”“微言大义”等“以一字寓辩论”的主不雅介入。陈垣说：“《通鉴》书道，不尽关辩论，故不如《春秋》之严。温公不敢法《春秋》，而志在续《左氏传》，有所叹息，亦仿左氏设辞‘正人曰’而称‘臣光曰’以发之，余则据事直书，使东谈主随其实地之异而评其得失，以为鉴戒，非有一定不易之书道也。”（《胡注通鉴表微》）该著所录名公巨卿不外好意思隐恶，不防闲护讳，一依其本来面目直录直书，善恶得失由读者我方去评判辨别。其孝顺之二是翻新史料考异法。由于该著史料开端平素各样，正误参互、互相对抗之处甚多。司马光过甚助手不愧为良史，濒临这种情况，他们验证异同，去伪存真。天然这一作念法并非起于司马光，可是其《资治通鉴考异》则是中国历史学上第一部考史专著，严格道理上的史料考异法便首先于此，故对后世影响很大。诚然，一部优秀史著的孝顺是多方面的，兹仅择其要者言之。

众东谈主多从史学角度看待《通鉴》，内容上该书内涵丰饶，不错从多角度吸收养分，最切近的莫过于体裁角度。中国史著的伟大之处不只单在于纪录了一个又一个大的历史事件，纪录了一个又一个历史东谈主物，更在于这类纪录的翰墨充满了好意思的要素。我们在阅读史著时被历史事件所涟漪，被东谈主物形象、东谈主物运谈所打动，一个进攻的要素等于翰墨之好意思。是以不夸张地说，《通鉴》的诸位著者既是伟大的史学家，又是伟大的体裁家。该著善于叙事，前代史著中各式叙事关键和妙技都不错从中找到，即使由于纪年体例的规定，一个历史事件不得已被别离编入不同的年份，但是如果合而不雅之，仍不错看到事件的紧密取悦性，进展出著者保抓事件完满性的意志，与《左传》极为相同。再者，由于历史事件脉络广宽，给叙事带来的迂回是不言而谕的，但是著者使用各式妙技使蓝本密集发生且纠缠绕结的各个事件显得环环相扣，进展出细密的叙事才气。《通鉴》也有演义和野史中常见的传说情节和细节形容，这些部分可能是最迷惑东谈主的场所。《通鉴》也善于写东谈主。东谈主物是历史事件的承担者，但并不是一个干瘪的标志，而是绘影绘声的生命。该书最出色之处不仅在叙事，更在于雕刻了一无数敷裕水灵的东谈主物形象，从君主至跟从各色东谈主等，险些东谈主各一面。此外，该著的言语也十分丰富并有合适讨教语境的个性。最进攻的是，《通鉴》爱好翰墨的粗浅性，删繁就简的编辑主见使得言语比起原著来愈加爽直。

编写这部图书，本是为了匡助天子处分六合，但跟着时期的变化，它也曾成为社会各阶级的读本。南宋朱熹说：“温公之言，如桑麻谷粟”（《朱子语类》），以为《通鉴》已而弗成或缺，虽语涉夸张，亦足见其进攻。宋末元初胡三省也说：“为东谈主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东谈主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东谈主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处事不及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不知迹古东谈主之是以得、鉴古东谈主之是以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势必者也。”（《新注资治通鉴序》）确实把该书视为不管贵贱、东谈主东谈主必读的经典之作。

《通鉴》的大行六合，与胡三省的《资治通鉴音注》研究密切。胡三省，宋末元初台州宁海（今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东谈主，史学家。宋理宗宝

《通鉴》版块相比多，兹不赘述。本书原文所依据的版块是中华书局1956年出书的二十竹素。该书收集宋、元、明各本之长，由“标点《资治通鉴》小组”校点，是现在最佳的簿子。

《通鉴》卷帙浩繁，全注全译虽然好，但如果接洽到可读性和时效性，天然照旧选本的效果更好。既然是选本，就应设定一个原则，本书的原则等于尽量照顾记事记东谈主的完满性和典范性，本书所选篇卷正体现了这一原则。诚然，为《通鉴》作念注作念译，前东谈主固已有之，但本书所作念的注译在模仿前东谈主效果、化繁为简的同期，也充分接洽了时期性，具有本人的某些特色。因水平所限，书中不及之处尚多，还望读者一又友月旦指正。

郝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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